，用压舌板飞快在我嗓子里戳了一下，“嗓子有些红，因为呛水，没有大问题。以防万一，可以吃点薄荷糖。”又让我活动手脚，问我疼不疼，有没有在水里划伤。
我一一摇头。
“好的，我，我送您回去。”在医生后面进来的人，是西贝尔的父亲，埃德斯坦先生，他还在微微气喘。
他穿着一种旧式背带裤，背带在背后呈“Y”字形分叉，从腰以下都濕了。他从裤口袋里掏钱包，打开来倒掉水，抽絀两张濕漉漉紧贴在一起的帝国马克。
医生笑着让他收回。
“我来送医生先生，顺路回旅馆。”阿尔伯特说。
“我也去吧。”埃德斯坦先生看我一眼，轻微叹息，和阿尔伯特一起出去了。
晚饭时，只有我和西贝尔的父亲两个人。埃德斯坦先生不说话。气氛尴尬，一如你在同学家，和同学的老爸大眼瞪小眼。
我心里盘了一遍又一遍，不知道要和西贝尔的父亲说些什么。后来埃德斯坦先生先开口道：“我已经退了押金，我们就不度假了，明天回家，”又看了看我，“可以吧？”
这个父亲对西贝尔，可真够小心翼翼的。
第二天，阿尔伯特和我们同行。在车上，埃德斯坦先生和阿尔伯特聊天，我也和阿尔伯特聊了几句，但是我和“父亲”之间没有再说话。
这自然是由于船上的那番争执。
埃德斯坦先生两周前受到邀请，要到柏林工作。他除了是一位研究古埃及和古希腊的历史学教授以外，还是一名占星师。
“希拇萊先生需要您关于星星的建议。”那名党卫军军官离开时和父亲说了很多，西贝尔只听到这么一句。一句，也足以让她激动了。她的父亲，要为党卫军全国领袖工作了！
西贝尔不是纯正的雅利安人，她早逝的母亲是中国人。最近因为血统问题，她在学校受到审查，凭父亲的雅利安身份才保住了她。
那位党卫军军官又单独问她，是否愿意随父亲到柏林去，到威廉洪堡大学上学。
威廉洪堡大学，也就是著名的柏林大学。
“愿意！”西贝尔赶紧点头，“但父亲不让我转学，他说——”
党卫军军官用一个手势打断了她，并没有想听她唠叨，似乎任何问题在他这里都不会成为问题。所以就这么定了。
没过几天，西贝尔收到了回音。一切都办妥了。她只需要拿着成绩单和推荐信就能去新学校报道。推荐信上有希拇萊的签名。
那时候，希拇萊是只在名信片上才见到的大人物，西贝尔现在拥有了他的推荐信。这对于一个受納粹教育熏染了七、八年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无上的殊荣。她不禁畅想，父亲会不会直接服务于希拇萊？她也要去柏林了，能见识到更多高层人士……她得意洋洋地去原来的大学办了转学的手续，每个经办人都对她毕恭毕敬。
不过她这番“扬眉吐气”在小镇莫德林的湖面上受到了自己父亲的无情批评。还说回维也纳就要同学校交涉，取消她的转学。
埃德斯坦先生没有大嗓门，没有无道理的指控，而是条分缕析地分析举例。他提到，最近两年对大学中沋太老师的驱逐，提到納粹禁止了许多书籍和音乐，还提到他从捷克、波兰等占领区的朋友那里打听到当地的遭遇啦……每件事都无可辩驳。
“这个国家是不正常的，西贝尔。我到柏林去是迫不得已，你不要再瞎掺和了好吗？”
西贝尔显然听不进去。
于是埃德斯坦先生逐渐严厉，他开始批评西贝尔是“目光短浅”，“稍微有一点运气就趾高气扬，攀附权力，将来只会跌得更惨。”
埃德斯坦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