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他们为什么不是官员大款，恨他没钱，致使自己跟同学比不上，同学有的我没有，我一次次地拿话伤害着他们，我在同学聚会中拼命的喝酒，在他们面前也不说原因，只想在酒场上靠喝醉来解脱。
而那时我伸手向妈妈要零花钱，她还是一如既往地给，尽管爸妈都不外出挣钱了。
我要的语气从之前的大大咧咧也变得小心谨慎了许多，有时也不敢直视妈妈的目光了但妈妈还是一次又一次的从抽屉里拿钱给我。
家里的经济很快就不行了。
妈妈在医院里需要打营养素和输血，一次在病房里她听见了陪护的表哥说:“现在血这么贵，可以让病人的子女献血，直系亲属都可以使用五倍量的免费用血，不用花钱了。”
我妈听到后十分恼怒，大声的喊叫着:“就是要我去死，也不要抽我儿子的血,儿子是我养大的，抽他的血不如叫我死好了。”
妈妈臭骂了他们一顿。
那年学校放暑假，家里也没钱了，我表姐来我家照顾我妈，我跟爸爸找关系一块儿在市公路局承建的国家大型项目“日东高速公路”的工地上打工。
我在工地后勤组做换轮胎工，大型装卸车装运砂石料，每天二十四小时两班倒不间断的工作，人停车不停，轮胎磨损严重，有的已不能正常工作，我同其他几个工友负责的就是每天及时的把装卸车上的破轮胎卸掉换上新轮胎和修车保养车的工作。
我爸则负责在油罐旁给车加油，我们俩人的工资都是每月两百块钱。
当时工地在山东日照莒县的大门庄，那年我十七岁，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三)
换轮胎听起来简单可实际操作并不是那么容易，两三个成年人配合着才能把它完成。大型装卸车半人高的轮胎一个就几十斤重，要先卸掉轮毂上如拳头大的螺丝，需要一人拿着钢管套在螺丝上，双手紧紧地把牢，另一人手拿撬棍插在钢管的一头使劲往下压，让螺丝松动。
我的体重轻,那时刚过九十斤，很多次都是我双手使劲往下压甚至整个人站在了撬棍上往下压，螺丝都不带松动的，刚去时，轮胎倒在地上我扶都扶不来，常常是每干完一个上午，整个人累的都像虚脱了似的躺在车底下休息好长时间才能爬起来。
我们四个换轮胎的都是十六七岁的年轻人，都是未成年人。
工地的运输车辆多，每天换轮胎的都有几十辆，常常是这辆车的新胎还没换上，下辆车就已经在排队等着了，还有的司机想逃工，故意开着车往尖锐的石头上走，把轮胎弄烂，可以在我们那儿蹭上半天的时间。
每天早晨七点开始我们四个工友穿着油渍斑斑的工作服会一直干到晚上七点，除去中间吃饭一点休息的空儿也没有。
炎热的夏天，汗水湿透的衣服、疲惫的筋骨透着种种的无奈。
下班后我常常和爸爸一起来到工地旁的大门庄碑记前，望着一望无际施工中的广阔公路站着发呆，我们对于未来都很渺茫，不知以后会何去何从。
工资那么少，看不到一点希望。
后来我通过爸爸请示领导，要求在办公室做通讯员，多兼一职，这样每月能多挣六十元的工资。
每天除了换轮胎修车外，早晨七点前我要把办公室打扫一遍，晚上下班后领导们会在办公室里喝酒吃大餐，我要为他们端盘子倒水，吃完饭他们喜欢公款赌博，我还要在门口望风，这就是我的工作。
有天晚上我真的是疏忽大意，那晚我本该在门口望风，一个领导非要喊我进去倒茶，倒完茶水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他们玩牌，只见会议桌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钱，得有上百万吧。
推牌九摸牌掀开几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