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公安局办案区的冷白色灯光，像一层薄霜铺在墙壁上。晚上八点，这里本该是轮班交接的平缓时段，此刻却被一种密不透风的压抑笼罩着——走廊里的声控灯坏了两盏，剩下的几盏忽明忽暗，把民警们匆匆走过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询问室的铁门紧闭，门缝里偶尔漏出几句压低的审讯声，又很快被更沉重的沉默吞没；墙角的垃圾桶里堆满了空咖啡罐和揉成团的笔录纸，散发出一股混合着***和焦虑的味道。
雷杰站在走廊尽头的窗边，左手无意识地按在包扎伤口的纱布上——白天被玻璃划伤的地方，此刻被汗水浸得有些发痒，隐隐传来刺痛。他没换衣服，深蓝色的作训服上还沾着白天的水泥灰和干涸的汗渍，左臂的纱布被蹭得有些歪斜，露出一小截结痂的伤口。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带着初秋的凉意，却吹不散他心头的焦躁。
他刚结束对第三个普通参与者的观察。那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妈，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手指上还戴着一枚褪色的银戒指。从进询问室开始，她就一直搓着衣角，说话结结巴巴，眼泪时不时顺着脸颊往下流：“警察同志，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早上买菜，看到好多人围着，说能要回补偿款，我就跟着过去了……我家老头子卧病在床，就等着那点钱治病啊……”
负责询问的民警小李耐着性子问：“是谁喊你过去的？你认识吗？”
老大妈愣了一下，眼神飘向天花板，努力回忆着：“好像是个穿黑色夹克的年轻人，个子挺高，头发染成了黄色……他说‘走啊，找新来的书记评理去，今天必须给说法’，好多人就跟着他走了……我真不知道会闹成这样，早知道我就不去了……”
雷杰在单向玻璃后看着，手指无意识地在窗沿上敲击。老大妈的眼神很真诚，眼泪也不像是装的——她就是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普通老人，被“补偿款”三个字戳中了软肋，稀里糊涂地卷进了这场风波。
他又想起前两个参与者的供词：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是附近工地的临时工，说“有人拍我肩膀说‘去凑个热闹，说不定能帮你要回欠薪’”；一个六十多岁的大爷，耳朵有点背，反复说“听人喊‘当官的来了，快拦住’，我就跟着跑过去了”。
这些供词像一堆散落的碎纸，杂乱、模糊，却透着同一个规律：他们都是被“陌生人”煽动的，对煽动者的描述要么模糊不清，要么只记得“穿黑夹克”“染黄毛”这类常见特征；他们的动机都很朴素——要补偿款、要欠薪、要说法，没有一个人提到“故意冲击领导”。
雷杰皱紧眉头，心里升起一个疑问：这些人来自不同地方，年龄、职业各不相同，为什么会被同一批人精准煽动？而且煽动的话术都精准地戳中了他们的痛点？这绝不是偶然，更像是一场提前设计好的“剧本”，而这些普通群众，只是被推到台前的“演员”。
“雷队，下一个询问对象准备好了，是个开小卖部的，据说当时在人群后面拍了视频。”小李从询问室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份笔录，脸上带着疲惫——他已经连续审讯了三个小时，嗓子都哑了。
雷杰点点头，跟着小李走进另一间询问室。这间屋子比之前的小一些，桌子上放着一部老年机，屏幕还亮着，正在播放一段模糊的视频。被询问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着一副老花镜，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包烟。
“警察同志，我真没闹事，我就是在后面拍了两段视频，想发个朋友圈，没想到会这样……”男人看到雷杰，连忙解释，声音带着讨好。
雷杰坐在他对面，拿起老年机，点开视频。视频画面很晃，能看到密密麻麻的人群，听到嘈杂的喊叫声。在视频的一分二十秒处，有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一闪而过，他手里拿着一个扩音喇叭，正在喊：“大家冲啊！把车掀了！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厉害！”虽然画面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