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与董必武、王若飞是同期同学。但是一九三○、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几次“肃反”屡屡被捕判刑。原因是他曾经称赞过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搞掉后，就追查同情者。他坐了苏联三十年的牢，一次次被判刑流放，直到一九五五才回到中国。后经董必武帮助恢复党籍，在富拉尔基东北重型机床厂担任技术处处长。一九八四年出版了一本真实生活的《旅苏记事》，群众出版社“内部发行”。该书中写道：
“一九三九年夏，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索特去，也因水浅，停在岸边，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一样。谈话中知道他们大部份是从海参崴来的。据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崴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拘捕，许多人被判刑八年、十年，还有十五年的。都给网上各种罪名……”
“过了不久，又发来一小批女犯人，有人告诉我，中间有两个来自中国的女人。我很奇怪，便怀着好奇心去找她们……据她们说，一个中国人叫黄南波，一个朝鲜族中国人姓朴，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和日本人打过仗。年龄很轻，都是二十多岁。一九三七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一九三八年忽然被捕，说她们是侦探，判刑到这里”
“一个五十多岁的山东老头郭金玉，他从山东来到东北黑河地区金矿做工，夏天到呼玛山上顺黑龙江向下流放木排，他押运的木排被冲到苏联边界。被捕后，也以‘侦探嫌疑’判刑八年。这个人又瞎、又聋、又哑，俄语一句不会。竟然也被判为‘侦探’……”
马员生回忆说，自己被发配时，士兵们把“犯人们”押上木船顺流而下(流向北极)，直到船搁浅了，把犯人和一袋土豆种子卸下来，他们就回去了。“犯人们”要自建房屋、寻找食物，才能生存。许多人饿得上垃圾箱里拣食物吃，结果第二天就腹泻而死。
马员生看到的，经历的大批犯人和远东地区流放过来的人，能活着回去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远东地区除了华侨以外，还有大批华工，所以至少有三十万人被全部剥夺了财产、迫害流放，其中二十万以上的人已经被折腾死。这是种族大清洗，种族性迫害!
西伯利亚流放地至今难以生存
前些年，已然五十九岁的瓦西里，是位憨厚老实的技工，祖父早年移居乌克兰，父亲是德国后裔，母亲是乌克兰人，住在基辅。苏德战争开始，他的父母和成千上万的外籍侨民一道，被装上囚车，押解到西伯利亚离伯力向北三百多公里，在原始森林里没有路的地方，把她们推下车(斯大林交待流放方法，无论用船用车，都是向北极驰到无路为止，然后将押解人推下车自生自灭)。那是冰天雪地的隆冬，零下四十多度，什么也没有。人们得用冻僵了的手脚，迅速砍树架屋，才能活下来，瓦西里父母便死在那里。
第二年春天大兵们来看看，有活下来的，命令你生产粮食交公，到时候交不出来就地枪毙。
去年夏天，我们开着拉达越野吉普，和瓦西里一道从伯力北行三百公里，到埋着他父母的“家乡”看一看当年的情景。我们沿着原始森林的便道向里面行驶了大约五十公里，这里是瓦西里放养蜜蜂的地方，几十箱蜜蜂，一天每一箱可摇(甩)出一二十公斤蜜。
原始森林资源虽然丰富，但自然条件的严酷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的吉普车在崎岖的路上，时速只有五十公里，行驶十几分钟，挡风玻璃被撞死的蚊子便糊的满满的，什么也看不见了。开门下车擦擦玻璃，立即被成千上万只蚊子，一路叮咬，一会儿又得下车擦玻璃……
到达蜂场拿出摄像机，但镜头被蚊子、小咬糊满了，什么也看不清，根本不能拍摄。五十多年前，大自然比现在还恶劣严酷，那时候那些发配来的中国人和德国后裔，是怎么活下来的!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