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头一次在短时间内反复跟人报出他们的身份，我并不喜欢这样，但到了这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伯格曼没有继续吼我，从旁边大堆的东西里又拽出个布口袋，“把你自己的东西装起来，在口袋上写上名字。”她指了指桌上的一根钢笔。
我走到屋子最角落，抖开那件蓝布衣服。那是没有任何款式的麻布裙，蓝灰条纹的，宽得能装下两个我。上面印着一个白色号码，610。
在奥斯维辛的弗兰克他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编号。
我把衣服饰物装进布袋，写上名字和编号。伯格曼的眼睛一直停在我的手提包上，那是个墨绿色的牛皮小方包。这两年皮革少见了，市面上都是人造革，这一个还是阿尔伯特托人在法国买的。
包里装着我给阿尔伯特的一捆信。我把包打开，信和小物件都随衣服放在布袋里。我把布袋递给伯格曼，空包则留在了外面桌子上。她把布袋塞进旁边的柜子，那大柜有一人多高，好多格子，大约装了这里所有人的财物。
“走吧，出去。”
我出去时，灰帽子也在旁边一间办公室里打完了电话，他向伯格曼交待：“不要打人。”
“怎么会呢，这姑娘很听话的。”伯格曼笑嘻嘻的，溜了一眼留在桌上的包。
我心理上放松了些，脑筋也清楚了。我想，灰帽子打电话可能是在请示上级，这说明他不确定要怎么办。也许把我送到这里，只是某个人想吓唬吓唬我。更何况根本没有到安全局审讯，也没给我按上任何罪名。
伯格曼带我到大厅，大厅中央还有圣毌像，圣毌像脚下的桌子上，是一台大收音机。旁边地上是一袋子一袋子的衣物。再远处有十几台缝纫机，都在忙碌着。
“会踩缝纫机吗？”
“不太会。”西贝尔原来会，但后来很少做成衣，我有些生疏了。
伯格慢翻了我一眼，把我带到大厅另一侧的木头桌子边，桌案上有一堆堆的党卫军制服上的布质徽章。七八个年轻女孩围在一张桌边，缝着袖章和领章。
她走到原本是祭台的地方，提了其中一个大口袋，打开倒在我面前的桌案上。原来是一口袋的布制袖章。又让一个女孩抱来一大捆新的党卫军军装。
我在桌边坐下，找到了针盒。随口问旁边的人：“怎么都是党卫军的衣服，没有国防军的？”
周围的女人和女孩们都瞪着我，一个也没有回答的。
我的问题很奇怪吗？
但很快，一根长长的藤条，从我背后伸过来，在我桌案上使劲地敲。啪啦声响震得我耳朵疼。
“茶会结束了！做事吧，小——姐——们！”
所有人开始埋头做事，她收了藤条，回到祭台旁。打开那台大收音机，里面传出戈培尔的声音：“这是帝国公民的节日，劳动是荣耀的！让我们的后方‘战线’用汗水支持前线的士兵，铸造第三帝国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
我这里全是党卫军小队长的袖标，我正用线钉着，旁边深色头发的文静女孩好像在看我。但我去看她时，她却低了头。她胸前的号码是518。
“怎么了？”我主动问她。
“最好用双线，否则她会骂的。”她悄悄说。
我已经缝了一半，只好把线打结，重新穿了双线。
“你犯了什么错？”我问。
女孩犹豫了好一会，“我是冯·霍恩嘉特家的，我一个哥哥是冯·丹曼上校的副官，可是上校先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被军事法庭审判了。我们家也被牵连了，但我敢保证，哥哥和那位上校都是清白的，他们都是好人。我舅舅在柏林警察局，一直在努力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