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画像，看起来很是气派。
我在街上遇到了刘家的二儿子刘志，他边走边嗑葵花籽，见了我，就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送给我。我嗑了几颗，发现净是瘪的。他邀请我去他家玩，我就稀里糊涂地跟着他去了他家。他家也贴了春联，是他的父亲刘化青写的，用的是行书，不像我的父亲写的楷书一笔一划。他的父亲还特意去县城里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整套马恩列斯毛的画像。画像很大，高高地在东墙上贴了一整排。
发电厂下放户们的父亲，也都破天荒地回来过春节了。关老三告诉我说，张家、唐家、关家和韩家的四个父亲凑在张家喝酒，喝醉了就大声唱歌，唱着唱着，张家父亲张大桐就呜呜地哭了。关老三还瘪着嘴，学着他哭的样子给我看，很是鄙夷不屑。
我家前趟房，陶家老两口的儿子、儿媳，也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从外地回来。陶老头也是地主成分，儿子陶敬业和儿媳却是革命干部，已经好几年没回来看望他们了。陶家孙子放鞭炮引燃了仓房，陶老头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去，抢出两条冻猪肉，光脑壳被落下的火星烧了几个大水泡。
知识青年大部分也都回城探亲去了，河西最北头的青年点空空荡荡，只有三两个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的知青留守那里。新的青年点是去年建成的，与新学校一样，也是红砖瓦房，还有一台电视机。电视机与大队部的那台不一样，体积要小得多，屏幕下方没有了挺大的音箱。
每天清晨，天还没有亮，大队的大喇叭就开始播放《东方红》乐曲，将我从睡梦中唤醒。然后，公社广播员朱莉雅开始播音：“大庙子人民广播站，本站现在开始播音……”这女人跟我们一样平翘舌不分，一直把“人民”读成“淫民”。有一次，她还不小心打了个哈欠。这套有线广播系统，从哪年开始运行，我不清楚，好像从我有记忆开始，就一直存在。每天早、午、晚各播音一次，先是公社广播站播音，然后转播县广播站的内容，早晚时间，还要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我在上三年级之前，一直以为播音员说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就如我在入学之前，一直以为“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是“大海航行靠大嫂，娃娃生长靠太阳”。
大队广播站除了按时转播公社、县里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其它时间主要用于大队书记讲话。有一次，临时看管设备的李定金喝醉了，打开话筒胡说了一通，成了全村人的笑谈。此外，还用来发布各种通知，传递各种信息。包括谁家来了长途电话，也要通过大喇叭喊他家人来队部接听。那是一台黑色摇把式电话机，需要通过公社邮电所和县邮电局逐级人工交换转接，电流声很大，声音失真严重，铃声尖利刺耳。
现在，无论有线广播还是收音机，每天都在号召抓纲治国，尽快恢复工农业生产。
四月的一天，父亲带我去县城。他去公社或县里开会办事，总喜欢带上我或是弟弟。我搞不清楚他为什么有这个喜好，我怀疑他误以为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我们乘坐长途汽车到达县城，刚走出位于河南的客运站，就听见从河北的红山上传来雄壮的乐曲，其声音之巨大，足以震撼整个县城。
所谓红山，是指县革委会办公楼后面的那座山。山脚下有一个阶级教育展览馆，里面陈列着解放前，即伪满洲国时期，反动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群众的事例。据说有一把刽子手使用的大刀，刀主外号叫金大刀，是个朝鲜族人，他每天要砍十二个人。有一天只砍了十一个，他就来到街上，遇见一个卖豆腐的老头，就一把揪过来，一刀砍下了他的脑袋。山腰上是个大平台，沿着石头台阶攀上去，迎面是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绕过纪念碑往里面走是大操场，操场里侧有几座楼，是教师进修学校。此刻，灰蒙蒙的天空下，操场上人头攒动，